欧元区19个国家绑在一起，勉强做了个老二，离美元的地位依然相去甚远。
从数据上看，过去的20多年，劳动者报酬在GDP收入中的占比一直处于持续的下行趋势，直到2007年达到低谷，不足40%，而企业收入则持续上升，也在2007年达到46%的峰值水平，可以预期的是，人口结构的变化将逐步改变甚至逆转这一趋势，从而使得企业盈利和政府收入面临收缩。从日本的经验来看，日本在1950年代末经历刘易斯拐点之后，工业企业，特别是制造业的利润率都曾出现系统性下移。
2）房地产价格上升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两者相互推动，不仅使得地方政府可以以不断升值的土地为抵押直接获取银行信贷，而且地方政府的出地出让金作为存款，成为进一步扩张银行放贷能力的来源，最终的结果的M2的扩张，也表现为地方政府与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同步扩张。然而，在施加人口结构的约束条件之后，或者这一约束条件逐步变成硬约束之后，我们同样会发现以上三个环节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，从而银行信贷所带动的杠杆扩张功能受到限制。相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上，中国的老龄化程度相当于日本的2倍，中国老龄化的趋势更快。但是2004年以后，伴随着中国经济越过刘易斯拐点，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的趋势开始放缓。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结构，同时附加经济发展阶段、人口转移、人均收入等一些变量，人口与经济结构的变迁过程存在刘易斯拐点、人口红利拐点、库兹涅茨拐点三个发展的时间窗口，前面两个拐点的跨越意味着一国的潜在增长率会下移，后一个拐点的跨越则被认为是一国成功转型的关键。
（一）中国步入人口老龄化的节奏：速度更快、间隔更短、发展水平更低 1、速度更快。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将推动价格中枢的上升，劳动力供给充分条件下的低通胀，高增长态势将不可持续。在我国经济、政治、行政、司法以及社会全面配套改革的大框架下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，债券市场发展客观上也是法治化的催化剂之一。
第五个问题：债券专业机构和人才队伍的培养仍有待进步 从长期发展来看，我国债券行业咨询、资产管理等机构和人才队伍的培养虽然有了很大进步，但仍存在初步、青涩的感觉。一些企业发债之后，一旦出现风险就可能演变为经济问题政治化，这就限制了企业债的发行空间。以问题为导向，这就是需要厘清必须要解决什么问题。企业债方面，不得不承认刚性兑付问题还没有完全打破。
企业债更是这样，在直接融资市场上，千千万万企业需要资金进行创新发展，但在这方面的支持机制相当薄弱。对于上述五个问题，我认为都可以在考察认定之后形成解决对策。
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例子是，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，在其经济增长强劲的纽约市，很早就有期限为100年的地方债。但是从已观察到的案例来看，国债与地方债本应有金边债与银边债的区别，但市场分辨不出差异，即形成的利率水平几乎一模一样。第一个问题：债券市场的品种不够多样化 无论是国债、金融债，还是地方债、企业债，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来说，它们的种类和期限品种都还不够丰富。首先，作为我国总体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组成部分，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不可或缺，应该肯定其取得的成绩。
当然，我们首先要肯定这是立法进步，但同时也必须承认，这带有明显的初级阶段特点。除股市外，债券市场是直接融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，对其应从正反两方面看待。在以上四个全面的大背景下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，必须适应现代化战略的要求。还要以创新应对当前互联网+的大潮流，同时又要有效防范风险，这是全局、根本利益之所在
作者是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、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。结果是过高的融资成本，导致制造业的许多公司无法维持边际利润率。
近几年来，中国经济的运行轨迹可谓引人注目：从破纪录的经济大国沦为重大全球风险——至少在一些人眼里是如此。中国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？它能够让经济增长重回正轨吗？ 中国增长的不可持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
英文原题：China's Monetary-Policy Choice 版权所有: Project Syndicate, 2015 进入 张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货币政策 。但是，到目前为止，没有研究显示，结构性因素足以说明近年来中国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幅度。毕竟，没有一个表现抢眼的东亚经济体，曾经实现过这样的再平衡，而中国有着类似的增长模式。影子银行部门的利率达到令人咋舌的20%，一些民间借贷的利率甚至更高。当然，中国需要继续进行债务减记和互换，也必须维持渐进的结构改革。目前，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危机和增长进一步减速的信号。
产能过剩不仅对增长具有消极影响，也许更重要的是，急剧下降的增长也会导致一些行业的大规模冗余（特别是资源业、重工业和化工业）。但中国能否实现所追求的消费驱动再平衡还是一个疑问。
消费物价指数（CPI）保持在2%以下，生产物价指数（PPI）已经连续44个月为负数。事实上，今年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增长几乎肯定无法达到当局7%的目标。
产能过剩和增长下降会互相强化。中国较低的增长轨迹被称为新常态。
但是，2011年后，刺激转变为宏观经济紧缩，导致投资增长从逾30%的名义增长率，下降到最近的约10%。2008年，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，中国实施了有欠审慎的固定资产投资刺激计划，保持了两年9%的GDP增长。中国有着巨量的流动性——M2（货币供应量的常用指标）是其GDP的两倍——但借贷成本仍在升高，这是难以理解的。地方政府和公司在支付利息上面对困难，因此陷入一个恶性循环——从影子银行部门借钱偿还债务，从而进一步推高了无风险利率。
一个普遍的解释是长期结构性因素，如人口变化等。经济学家对这一看似合理的方针表示欢迎。
但决策者必须认识到过高实际利率所造成的损害。这将减缓导致2008年至2010年间债务大规模累积的信用扩张。
如果过高实际利率损害了中国扭转经济放缓势头所需要的内需，一个自然而然的疑问是为何政府不采取措施降低利率。这阻止了产能和资源的充分利用，也解释了为何GDP增长不可能超过7%。
更有说服力的答案，在于中国的货币政策立场。降低借贷成本还能刺激中国的资本市场，它为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股权融资的角色至关重要。也许更重要的是，它还能让债务在经济加速时得以展延。货币宽松是阻止增长进一步放缓的关键，因此也是确保国内经济稳定、保持全球复苏动力的关键。
事实上，尽管中国继续进行结构调整，经济却面临日益严重的需求萎缩和持续通缩。问题在于政府将经PPI调整的基准利率保持在超过11%。
关键在于将利率下调到足够的程度，以减少高杠杆的金融风险，并让地方政府债务得以重组。这一措施——中国有充足的空间这样做——不但能够减低现有的债务负担。
事实上，由于中国与比如欧洲不同，大部分银行贷款是在基础设施和其他实体资产中，因此刺激需求比去杠杆化更好。此外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关闭，加上中央政府施加的信贷上限，造成地方基础设施投资资本支出，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。